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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8月19日电 题：从“没学上”到“上好学”，西藏教育“大变样”

　　——专访北京京西学校联合创办人柯马凯

　　作者 黄欣欣 陈建新

　　讲一口流利“京片子”，口袋前常别一支钢笔，英国人柯马凯(Michael Crook)在北京出生，在英国读大学，在美国教过书，却始终喜爱中华文化，在中国从事教育行业直到退休。

　　柯马凯曾数次前往西藏。他指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藏是全中国教育基础最薄弱的地区，但如今西藏教育主要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很多西方民众对西藏知之甚少，甚至以为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是要毁灭藏语言文字，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近日，柯马凯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教育、传统文化保护等角度讲述他的观察，并驳斥外界有关西藏实施所谓“文化灭绝”等不实指控。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自己非常喜欢西藏，曾多次前往西藏走访调研。能否分享您和西藏的渊源？

　　柯马凯：我对西藏的兴趣与家人在藏族聚居区的经历有关。我的姥姥、姥爷在一个多世纪前来到中国，姥爷在当时的华西协合大学担任教育系主任，他时常前往如今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地了解、研究藏族文化，收集了许多藏式物件，还曾安排学生去藏族山村支教。我母亲研究人类学，曾在藏族村落居住，从事研究工作，详细记录了当地民众的生活状态与文化传统。

　　后来由于我参与的一个由加拿大和中国合作开展的人才发展项目，需了解中国教育发展情况，我参考了教育年鉴等资料，了解到西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育状况。此后，我也多次亲身到访过西藏，其中包括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访问西藏拉萨，最近一次则是在2023年，前往西藏林芝和拉萨考察多所当地学校。

　　中新社记者：您对西藏和藏族现今的发展变化有何感受？

　　柯马凯：我对藏族聚居区的最初印象源自我母亲，从她的记载来看，20世纪30年代这些地方物质匮乏，生活条件艰苦。据她描述，通往她住过的山村只有上山的羊肠小道，村里人家的房屋墙壁用石块拼成、窗户没有玻璃，刮起风来非常冷。我70年代去的时候看到村里通了电，此后再去拜访时，发现路也通了，汽车可以开上去。

　　2023年，我在林芝市的一个村庄考察，了解到由于村子规模小、学龄儿童少，没有村办学校，孩子们平时需到镇上上课。我随机问起一个村民：孩子上学怎么上？有校车吗？村民告诉我有校车接送，后来自己家买了轿车后，每天开车送孩子上学。

　　西藏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民众物质生活的改善上，亦能从基础设施建设的显著进步得到印证。我了解到，目前从林芝到拉萨不仅有高速公路，还修建了铁路。我乘车从林芝到拉萨，感觉非常快且舒适。结合西藏独特的地理条件，中国通过架桥和开凿隧道等方式使当地交通得到极大改善，藏羚羊、牦牛等野生动物亦能安全地从桥梁底下和隧道上边的山上通行。发展交通的同时，也并未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如果现在有伦敦的旅游公司要我介绍西藏，我会说：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衣食住行都很方便，文化多元化程度也超乎想象。

　　中新社记者：您数次访问西藏学校，对西藏的教育发展有哪些观察？

　　柯马凯：据我了解，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藏是全中国教育基础最薄弱的地区，民众受教育程度低，师资短缺。这些年西藏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在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率先实施15年公费教育。2023年，我前往西藏多所学校考察，在林芝市第二小学，我在音乐教室观看孩子们用传统乐器表演节目，动听的旋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西藏拥有丰富多样的优秀传统文化，比如藏医药、藏文经典等，我也关注这些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问题。在西藏大学图书馆，我看到他们精心保管了具有千年历史的古籍，学校里还设有藏文古籍研究所、古籍修复中心等，这说明西藏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源。

　　西方有人污蔑中国在西藏实施强制性的寄宿制教育政策，但据我了解，在选择是否需要寄宿服务时，西藏的学生和家长是完全自由的，这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曾实施的强制学生寄宿不同。此外，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到其他地区的学校就读。我在林芝一所初中里随机问一位藏族女生：计划去哪里读高中？她说正在努力学习，希望考上上海的一所高中。

　　中新社记者：近来西方有声音称中国强迫藏族儿童接受国家通用语言课程，将教育作为文化灭绝的武器。作为曾到访西藏学校的教育界人士，您如何看待这一言论？

　　柯马凯：这种指控与我的实地观察截然相反。例如，在林芝市第二小学，我观察到学生们每周都有藏语文课程，老师也是藏族，整节课都采用藏语授课。教材亦使用藏文编写，全书仅部分印刷信息采用汉字。孩子们用藏文做笔记，课间也用藏语交流。下课后，我用普通话和他们交谈，发现他们的普通话也讲得很好。实际上，西藏中小学校都开设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和藏语言文字课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四条规定，“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地大物博，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可以走遍全中国。西方媒体常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曲解为“文化灭绝”，实际上中国不仅没有打压藏语言文字，反而还通过立法等方式，保障各民族享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破除西方的歪曲叙事，眼见为实是很好的途径。例如，近来中国实施的过境免签政策，让其他国家人民更好了解了中国。如今，每年都有不同国家的民众来到中国访问、旅游和经商，我相信如果他们能有更多机会亲自到西藏看看，了解当地真实情况，有关西藏的偏见会逐渐消除。

　　中新社记者：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复杂性凸显，而中国西藏等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这为国际社会探索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了怎样的启示和经验？

　　柯马凯：中国文化具有包容互鉴的特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并非是相互取代的关系。我观察到在西藏以外的地区，例如河北承德的外八庙、北京颐和园内的宗教建筑群等，都可见到藏式风格，这正是一种海纳百川式的包容。

　　从政治权利保障上看，不仅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也有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保障了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权利。

　　随着人口自由流动和文化交流，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在文化、经济贸易等方面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些都为其他多民族国家和地区进行治理、共同追求幸福生活提供了启示与经验。(完)

　　受访者简介：

　　柯马凯(Michael Crook)，1951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先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和美国卫斯理大学任教。1988年，他从美国回到中国，任职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1994年，柯马凯参与创办北京京西学校，现任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

　　柯马凯一家六代人生活在中国，其中有五代人在中国当教师。其外祖父1912年来到成都，参与创建华西协合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外祖母1913年来成都，参与创办成都弟维小学、蒙台梭利幼儿园和第一所盲聋哑学校(今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其父戴维·柯鲁克和母伊莎白·柯鲁克参与创建中央外事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其女儿目前也在中国任教。